火电厂“碳”金记

电，堪称现代文明的物质支柱。

过去数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电力正是其狂飙突进的催化剂，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

一座有着超过50年历史的发电厂成为了我国城市发展、经济跃迁的见证者。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电厂东路，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华发电公司”）安静地屹立在那里。从几根大烟囱到蓝白辉映的现代化厂房，从燃油到燃煤再到“气代煤”的能源转换，在一次次的自我革命和迭代升级中完成了蜕变，也和时代动能的转变同频共振。

电厂“二次革命”

为了应对广东省严重缺电问题，1973年原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批准立项兴建黄埔发电厂，2000年该厂改制为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半个世纪以来，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黄埔发电厂）经历了股东变迁、能源转型、市场变革等多次变革。

“1978年第一台125MW燃油机组投产，1990年6台机组全部建成，共安装有4台国产125MW燃油机组和2台国产300MW燃煤机组，总装机容量1100MW。”粤华发电公司财务部部长祝少华说起厂子的历史，可谓如数家珍。“我们厂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从油机转换成煤机，二次成煤机转换成燃气机组。”他介绍，最早的燃油机组用的是重油燃煤机组；2008-2009年，4台燃油机组相继退役；2019-2020年，2台燃煤机组相继关停。

每一次转型背后都对应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记者了解到，该厂用燃煤机组取代燃油机组的时候，国际市场的油价逐步在升高，出于降成本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煤代油”政策，厂子顺势转型；而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气代煤”则是为出于环保考虑。

环保方面的利好是一目了然的。伴随着两台燃煤发电机组的退役关停，2020年两台燃气发电机组的投入运行，公司从燃煤发电时代进入到燃气发电时代。

据粤华发电公司介绍，最新投产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采用洁净、环保的天然气作为燃料，没有烟尘排放，几乎没有二氧化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稳定在50mg/Nm3以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常规燃煤机组的6％。

“常规燃煤机组要配套建设贮煤场、输煤系统、制粉系统、除尘系统、脱硫系统、输灰制灰系统和贮灰场等设施，需要大量工业用地，造成厂区占地面积大，输送过程中煤粉难免飞扬，导致生产现场环境比较脏，而同级别燃气机组不需要上述设施，天然气采用密封管道输送，对环境没有严重影响，生产现场环境干净。”一位一线工人对《金融时报》记者介绍。

“这是厂子的二次革命。”祝少华笑言。

求解融资难题

不过，与环境友好一起到来的是成本压力。“目前来看天然气的成本还是更高的。”祝少华坦言，作为一个传统的火电厂，粤华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2020年前后正是该厂“气代煤”的关键。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电厂转型势在必行；但与此同时，如何转，凭何转，亦是绕不过去的挑战。

“当时，国内电力市场供需失衡，（粤华）发电厂面临着非常艰巨的能源保供任务。当时厂里流动性也日益紧张、气价高企供应短缺局面仍将持续，度电亏损持续扩大……”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信贷部经理高阳回忆起2021年时的情况十分感慨。转型压力、保供挑战、财务困境，多重挑战叠加下粤华发电厂要如何应对呢？

身处企业集团“内部银行”的财务公司的高阳决心，想方设法为企业降低成本压力。但是，对于一个传统火力发电厂，很多时候被化为高碳行业。其面临的痛点是其转型活动并不符合“绿色”的界定标准，导致其难以参与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市场。

为了更好帮助企业，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原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现已更名为“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联合广碳所为粤华发电公司“量身打造”了一款绿色金融产品——绿色（碳减排）票据项目。

具体来看，这个绿色（碳减排）票据指的是粤华发电公司于2022年初在原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分行营管部的支持下，请广碳所对票据绿色属性进行评估和认证后，认定粤华发电公司签发的商业汇票为绿色（碳减排）票据，用于支持省能源集团天然气公司向粤华发电公司供应发电所需天然气，这也是广东省第一笔天然气发电项目绿色（碳减排）票据再贴现。

“正是基于广碳所的认证，同年9月，原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依据认证报告以碳减排票据再贴现的方式受理了业务申请，给予2.0%的再贴现利率并全额满足了再贴现资金需求，将信贷资金精准投放到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关键领域。”高阳介绍。

见山开路、遇水搭桥。针对旗下天然气电厂经营压力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挑战，粤华发电公司所属的广东省能源集团全面统筹、因企施策。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也反复研究探寻纾困举措，从增额度到降利率，从引工具到创品种，助力成员单位脱困。

截至目前，广东能源集团财务公司为其提供贴现资金2.36亿元，共计42笔绿色（碳减排）票据，票据预计可实现年度碳减排量超16万吨。

攻坚精准识绿

在业内看来，上述绿色金融创新项目中最大的难点碳减排的测量和绿色票据的认证。高阳解释，谁来测量认证？认证哪个主体？认证结果是否客观准确？这些问题关乎是“绿”还是“非绿”。

作为专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广碳所对该项目进行了从票据的交易背景、绿色属性和测算票据减碳效应等方面着手，依托“企业碳评级构建+项目减排量量化评估+建立企业碳账户”的绿色（碳减排）票据认证机制，对票据签发企业粤华发电公司进行主体碳评级，最终企业碳评级结果为“A”，并根据科学测定项目减排量，预计将减排二氧化碳超4万吨，因此，认定该公司签发的商业汇票为绿色（碳减排）票据，并出具企业碳评级和项目减排量认证报告。

上述案例即是如此。绿色（碳减排）票据的贴现利率均与企业碳评级结果挂钩浮动，该模式可广泛面向各类低碳转型企业，并同时适用于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等领域。

“大部分企业对企业碳账户的认识水平以及碳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参与度较低，金融机构亦缺乏统一的碳排放测算、碳足迹管理工具及平台，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的碳排放情况与节能减排成效。”业内人士谈到，完善的碳减排效益核算、评估和认证机制以及统一的碳评级认证标准对绿色供应链业务的开展至关重要。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场业务中心负责人石榴分享了广碳所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广碳所通过企业碳账户来获取碳排放数据，依托‘读碳’平台来提供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支持供应链碳数据流的跟踪与确权，支持供应链碳信息披露可追溯和可信赖。”

“这一模式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一位金融管理部门人士对记者分析，目前企业碳账户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对企业碳账户的认识水平以及碳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参与度较低，金融机构亦缺乏统一的碳排放测算、碳足迹管理工具及平台，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的碳排放情况与节能减排成效，亟待搭建独立的、共同认可的、唯一数据源的基础设施，来解决当前碳排放核算中普遍存在的度量边界模糊、数据可靠性和独立性、数据确权与流转追溯等堵点，着力破除碳排放数据从确权到核算到溯源流程中不标准、不规范的制约。

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也表示，广碳所为代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可助力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精准识别绿色票据、防范漂绿风险，为实施绿色信贷和绿色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可靠支持。

突围火电之困

像粤华这样的传统火电厂，在近两年或多或少到遭遇了转型困境。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从传统的火电转向新能源发电的革命性变化，再到新能源汽车全面替代内燃机油车，以及绿氢、碳捕集、核聚变等零碳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多就业机会。不过，在碳中和技术革命的浪潮下，也存在着一些“失落地带”。煤炭资源密集地区可能面临经济增长停滞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化石能源行业和碳密集行业的工人将面临再就业的挑战。这也让更多人聚焦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衍生问题——有序转型和公正转型。

但是，“一刀切”关停火电厂并不现实。在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部分地方曾经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的误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一些所谓高碳排的企业一关了之，供给失衡导致天然气、煤炭价格高涨，而未能完全市场化的上网电价维持不变，导致火电企业出现亏损；与此同时，风电、水电等新能源发电供应尚不稳定，加大了电力供应缺口。

而电价的波动也遵循相似的逻辑。与一般商品不同，电力一旦生产出来，就必须被用掉或存储起来，否则多余的电力将打破电力系统平衡，影响系统的供电安全与稳定运行。而2023年“五一”期间，在天气等因素影响下，风、光资源丰富的时段发电量明显高于用户用电需求，在供显著大于求的时段，现货交易价格甚至出现负值。

火电正是平衡波动重要的调节工具。在新能源替代正在推进、新型电网建设不完备以及区域供需失衡等多重背景下，我国电力供需存在紧平衡。煤电未来发展需要兼顾低碳减排和安全保供的双重要求，一方面，逐步由高碳电源转变为低碳或零碳电源，有序退出，以顺应经济社会清洁低碳发展需求；另一方面，由主体性电源转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

粤华这样的老火电厂已经开始了主动转型。在坚持以火电保供的同时，一方面通过“气代煤”实现转型，并计划引入天然气压差发电技术，减少天然气燃料的消耗，起到节能降碳的作用；此外，在清洁能源应用方面，利用厂区建筑物房顶建成一套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投产后估算年平均上网电量约89.05万kWh，按火电煤耗全国平均值305g/kWh计，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71吨，相应每年可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减排724吨二氧化碳、5.5吨二氧化硫、1.8吨氮氧化物、0.5吨烟尘，起到一定节能降碳示范作用。

但是，保供的压力也对电厂造成了实际挑战。运营层面，安全管理基础仍需巩固。“现有电力现货结算规则叠加调度频繁强制调启，机组启停次数过于频繁。”一位技术人员解释，这对安全经济运行造成极为不利影响。

向新能源转型也成为大势所趋。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率先改革者往往更具优势。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北京绿源碳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布的《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低碳转型绩效评价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在“‘十三五’低碳转型综合绩效评价”方面，五大发电集团控股火电上市公司得分整体高于地方发电集团控股火电上市公司。另外，排名靠后火电上市公司的能源结构基本是100%火电。在“‘十四五’及更远期低碳规划与年度进展综合绩效评价”方面，排名靠前的几家公司均承诺在“十四五”期间增加高比例的新能源装机。

发力转型金融

作为火电厂，粤华发电公司应该得到绿色金融的支持么？这个问题，一度备受争议。“火电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火电又是碳排放第一大行业，其低碳转型不但事关自身可持续发展，也关乎我国的‘双碳’进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表示。

“风电、水电的融资相对容易很多，这些都被视为新能源项目，是符合政策导向的。”一个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解释，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金融机构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等项目的支持力度，而火电厂、煤动力往往被视为高碳行业的代表，在“双碳”目标提出后曾被视为要加速关停并转的对象，在融资方面也遭遇瓶颈。

当然，企业转型也有赖于各方引导和支持。根据前述《报告》，政府部门尽早制定关于火电行业转型的中长期规划，对承担安全保供的发电公司予以政策倾斜，制定并落实激励政策。例如，提升转型活动的可融资性，同时结合转型金融工具，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采取强制性信息披露。

所谓转型金融，是指针对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的金融支持，尤其是针对传统的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项目、经济活动或市场主体。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看来，较之于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可应用于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企业、项目和相关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强的针对性、更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支持实体经济实现能源结构转型的范围和规模上可以有非常大的突破。

随着国家对煤电转型的重视，相应的金融支持也从政策和产品两个层面加强。

从金融政策层面看，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了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用于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等7个领域；2022年5月，又新增1000亿元额度专门用于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的相关领域，这些都旨在有力支持煤电转型。

从金融产品层面看，目前市场上关注较多的绿色金融并不包含对煤电相关的减排或转型项目的支持，而转型金融则更多服务于高碳行业减排或转型活动，为未来设计煤电转型相关的金融产品提供了基础。当下，转型金融的体量和产品丰富程度较绿色金融有很大差距，金融支持煤电转型有着更广阔的空间。

在此背景下，建立明晰的转型金融标准显得非常重要，除了激励金融机构之外，标准的确立还能避免“洗绿”现象发生。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表示，如果任由金融机构随意以转型金融的名义支持各类高碳企业自称为“转型”的经济活动，可能加大“洗绿”的风险。因此，金融管理部门应在转型标准、披露要求以及激励措施等方面，给出明确的要求和指引。

“目前最大争议就是，如果绿色金融支持了高碳的项目，甚至综合来看碳排不降反升，这与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都是相违背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实际上，在转型金融推进过程中，除了项目本身的影响，业内专家也提示，要关注多重外部性。

大唐碳资产管理公司资深专家李依提出，转型金融支持煤电企业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关注碳减排之外，还应关注现阶段煤电在能源多元化转型以及能源安全保供方面的正外部性。

“‘双碳’目标下，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比例将逐步增高，电力调峰需求也随之增加。转型金融应支持煤电企业开展深度调峰、热电解耦等煤电灵活性改造的技术路线探索，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以及在长期更好地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李依建议。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国区主任张洁清则强调，要调动更多类型的金融资本参与到转型金融中来，地方政府也需出台更多政策措施激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对此，更多专家提出要建立转型企业和转型项目库。基于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煤电转型标准，政府部门应建立转型企业库与项目库，在此基础上匹配相应的金融支持工具、转型基金、专项资金、贴息、补贴、担保、土地与能源指标等金融、财税、产业政策协同支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