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是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是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构建现代能源体系，这是中国能源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和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心和目标，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必须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回首中国能源体系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可谓沧桑巨变，实现了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成功不易，值得称颂。

从中国能源体系演变历史来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进而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把握对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战略意义、发展重点和发展趋势。

一、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逐步形成阶段（1949-2001）

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保障，更是国家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源供应短缺一直都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瓶颈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真可谓一家独大。

在“一五”期间，中国为尽快恢复煤炭生产并加快煤炭工业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煤炭基础建设，为新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建国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原油产量少的可怜，年产规模仅仅是12万吨，国内石油消费基本上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

在1953-1959年期间，中国先后发现克拉玛依油田、冷湖油田和四川油气田。

1959年，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翻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

1961年，中国发现了胜利油田，一场石油大会战在渤海湾陆续展开，相继发现了辽河油田、大港油田和渤海海上油田等。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石油工业进入重要转折期，原油产量迅速增长。

1965年，中国石油产品实现全部自给，结束了使用“洋油”的时代。

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了1亿吨，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能源行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变运行机制，加强国际合作，能源行业开始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加大煤炭建设投资，煤炭生产不断加强，生产条件极大改善，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煤炭产量大幅增长。

自1996年开始，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大国。

1981年，中国政府对石油工业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石油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石油产量稳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对电力行业持续进行改革，比如推行拨改贷试点、鼓励联合办电、集资办电、支持地方办电、利用外资办电等政策措施，改变了长期以来由国家投资办电的基本格局，电力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解放了能源生产力，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传统能源体系）基本形成，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能源行业多领域和多渠道合作，能源生产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1978-200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4.1%的增长幅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9.6%的快速增长。

二、传统能源体系与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严重失衡阶段（2001-2012）

2001年12月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世代。

在入世当年的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3%，延续了过去几年的增长势头。

在2003-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增速，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也就是是说，中国进入到高速增长的时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强化了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传统能源体系）的固化作用，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对庞大化石能源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在此阶段，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能源消费更快增长，尤其是煤炭消费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

中国出现了以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为代价换来了GDP增长的这一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局面的出现，而与之而伴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日益凸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发展受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冲击，经济增长势头受到明显抑制，下滑趋势明显。

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超常态”的刺激政策和措施，在两年内新增了40000亿元的刺激性投资，尽管稳定了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但是同时也刺激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快速反弹。

在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中，煤炭消费增长更加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特征，为后续能源产业发展调整难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当年中国GDP规模却仅为美国的35.2%，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不匹配，也就是说，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远低于对全球能源资源消耗占比。

根据数据分析，在2010年，中国创造全球1%的GDP，需要消耗全球2.3%的能源，给全球增加2.9%的二氧化碳。

以2003-2011年期间数据为例，除了2010年之外，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均超过了70%，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十分突出。

在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上，石油和煤炭增长势头明显，2010年石油消费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3.8%，2011年煤炭消费增长达到8.9%的高点。

与此同时，中国生态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冲击，雾霾天气开始地频发，由北方地区不断向南方地区蔓延，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大气质量快速下降，备受关注。

以2010-2013年期间为例，中国平均霾日数屡创新高，大范围和持续性雾霾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袭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说明生态环境承载力达到临界。

在此阶段，中国能源消费明显“过热”，而能源治理明显“过冷”，说明中国政府在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方面明显存在缺陷，至少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三、“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形成阶段（2013-2015）

在此阶段，中国能源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能源结构调整和大气治理。

针对化石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导致生态环境失衡问题，2012年10月，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至此，“能源革命”概念首次在中国出现，第一次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提出了能源治理大方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消费革命，而核心是突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调整能源结构，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明确了中国能源未来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大方向。

那么什么是“四个革命，一个革命”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呢？

所谓“四个革命”是指中国政府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而且将能源消费革命放在突出位置，表明中国政府改变了长期形成的以能源供给侧为重点的能源治理思维和政策取向。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其实就是要改变以往以能源供给侧管理为重心的能源治理结构和政策，强化能源消费侧管理，重点是抑制那些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缓解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能源消费的过度依赖。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其实就是调整能源结构，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化石能源尤其是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其实就是能源强化技术创新对于提升能源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作用，不断带动能源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提升能源效率。

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其实就是不断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尤其是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和电力体制改革，强化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进而打通能源发展的快车道。

所谓“一个合作”是指中国政府要推动能源产业加强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继续贯彻落实能源产业“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政策，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能源安全。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成为新时期中国能源发展与能源安全的最要的战略思想和重大的战略指导。

上述战略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时代要求，强调了能源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供需”协同的重要性，强调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强调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协同的重要性。

在此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局面，中国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势头明显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需求增速明显降低。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的管理，先后出台了新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地区协调行动等，对控制煤炭消费增长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开始加速，煤炭消费占比开始下降，天然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开始快速发展，消费占比不断得到提升。

四、现代能源体系概念提出阶段（2016-2020）

在此阶段，中国能源发展的关键词是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而国家政策的重点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能耗“双控”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首次提出了“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并首次提出了制定能耗“双控”政策。

从字面上看，中国政府提出的“现代能源体系”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核心特征就是“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可谓意义重大，但是实现难度异常艰巨。

2015年11月，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淘汰过剩产能和中低端产品过剩等问题，破解供给侧与需求结构性矛盾。

中国提出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能耗“双控”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工业产业空间布局、产业区域或梯级转移、高耗能产业政策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节能和提高能效、能源技术创新等均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改变了以往过度强调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更加强调经济发展质量。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提出之后，中国高污染过剩产能扩张得到明显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产业明显受到控制，煤炭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

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中国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在此阶段，中国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天然气进口规模不断提高，石油消费增速趋缓，煤炭生产得到明显控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电力结构开始调整，大气质量明显好转，现代能源体系建设逐步开始。

五、“双碳”目标驱动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进入提速阶段（2021以来）

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承诺。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明确提出“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

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对未来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制定了方向和目标。

中国“双碳”目标，进一步强化了能源清洁低碳发展的关键作用，本质上就是建立现代能源体系，由化石能源为主体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可谓是能源体系演变过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革命。

当然，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能源清洁转型也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系统工程，建立现代能源体系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长期过程，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人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对经济发展与能源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体，目前还处于经济较快发展阶段，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绿色转型。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实现能源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注定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根据数据分析，在2021年，中国创造全球1%的GDP，需要消耗全球1.4%的能源，给全球增加1.7%的二氧化碳，与以往数据相比，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都有明显下降，但是总体上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仍然巨大。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加快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进一步推动经济清洁低碳循环转型和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从国际环境变化趋势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大国博弈和对抗性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演变，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能源供应链、贸易规则、价格和金融体系日益复杂多变，能源安全再度成为焦点问题。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油气消费量持续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21年，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72%和45%，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为确保“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中国能源安全再度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处理好发展与安全、近期与远期、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稳妥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对能源发展的统筹能力和治理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

从上述报告可知，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更加强调能源安全，更加注重统筹，更加重视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能力建设。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是能源安全新战略与内外部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将能源安全新战略与内外部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深刻把握现代能源体系建设的本质，才能不至于出现战略错位和战略误判。

现代能源体系具有四个特征变量，既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发展形势下肯定会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和侧重点，不可能协同并进，需要国家统筹和协调，避免顾此失彼，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在四个变量中，很显然能源安全是底线和前提，如果能源安全难以保障，那么其他政策目标都可能变得苍白和无力，经济发展也难以维系。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工业能源消费规模庞大，大约占比为70%左右，因此中国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必须与工业体系转型进度协同发展，需要出现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混乱。

另外，由于建设现代能源体系的趋势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能源供给侧与能源需求侧的互动，提高现代能源体系对可再生能源的适应能力与消纳能力。

作者：董秀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