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点一：多头管理，优先准入保障和经济激励措施不足
“生物质用不好是个害，用得好是块宝。”有业内专家坦言。
2018年11月23日，国家能源局在《关于做好2018-2019年采暖季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城镇和农村地区，鼓励以“农户收集、就近加工、就地使用”的模式大力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替代散烧煤，积极推进生物沼气等其他生物质能供暖。
2019年6月26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征求《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意见的函中也提出，因地制宜拓展多种清洁供暖方式，在农村地区，重点发展生物质能供暖，同时解决大量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引起的环境问题。
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窦克军看来，目前虽然很多政策中强调生物质能的优先利用，但在推广中，生物质能并没有成为清洁供暖一项重要的技术选择。
“从目前全国范围来看，行业发展存在的一大瓶颈是优先准入保障和经济激励措施不足。”窦克军指出，在许多地区，生物质能供热涉及跨部门、多部门管理，能源主管部门无法决定其优先权；此外，虽然中央及地方每年清洁供暖的补贴力度很大，但真正能享受到财政补贴资金支持的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占比少之又少。
对此，他呼吁，应加强生物质清洁供热应用的优先保障和公平准入，完善生物质热力和生物质燃气价格机制和补贴机制。
难点二：经济可承受力成为用户重要标尺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近年来就推进生物质能清洁取暖出台系列扶持补贴政策。除对生物质压块站采取梯次直补30%-70%不等外，对村民使用的生物质炉具按70%进行补贴。
“按理说居民接受度应该很高，但是经过1年的摸索调查发现，无论是从可持续性还是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所长刘杰分析原因认为，对于许多农户来说，还未形成花钱买燃料的习惯。
经济可承受力成为用户考量是否执行清洁取暖的重要标尺。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年初，生态环境部抽查发现，一些省市已完成清洁化替代的村庄散煤复燃比例高达36%，大量散煤游离于监管之外。
对于散煤复烧的现象，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项目专员李雪玉等人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4个省8个城市调研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即便在补贴情况下，实际支出超过预期的用户超过20%；超过40%的用户明确表示，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之下，会不同程度使用煤炭。
难点三：产业链条长，缺乏成熟可复制商业模式
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中心副教授薛春瑜专门就北方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方式清洁取暖算过一笔账，相比煤改电或煤改气，生物质能取暖在经济性上具备明显的优势，其运行成本约是散煤成本的1-2.5倍，是仅次于清洁型煤（1-2倍）的清洁取暖方式。
薛春瑜认为，生物质能供热叫好不叫座背后成因复杂，除了有用户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经济可承受能力的考量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对于一个政策补贴主导的新兴产业来说，从燃料收集、压块、运输再到最终端用户使用，涉及政府、农户、企业（粉碎压块设备商、锅炉炉具厂商、打包运营方等）各方，生物质能产业链条长、环环相扣，任何一方面出问题都可能造成系统性影响。”薛春瑜指出，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补贴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运行保障机制以及产业相关标准的规范等，这些都对政府的管理决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45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