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清洁取暖工作为何“吃力不讨好”？

清洁取暖是一个系统工程，内部繁冗复杂，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个中问题逐渐显露，对于其涉及的政府、企业、居民三大主体来说，更是造成“三方难”的局面。有声音认为，在这其中，最难的是政府，最苦的是基层政府。

时间紧、任务重，基层政府无法“因地制宜”

2017年12月，发改委、能源局等十部委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提出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推进清洁取暖工作，但一些政府在清洁取暖的实际推广中，并未做到因地制宜。

对此，一些基层政府人士表示，在时间与任务的重压下，很难立足本地资源，只得采取“一刀切”，简单实行“双替代”。山西某县2017年7月开始推进清洁取暖，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未做好实地调研的情况下，仓促推进“煤改气”，结果出现了气源短缺、已拆除燃煤炉具的用户无法正常供暖等问题。

一些省级政府在出台清洁取暖实施方案，部署清洁取暖改造目标时，并未做好可行性分析，导致基层政府压力过大。一方面是要求各地政府勇于改革创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一套适合自身的清洁取暖模式，另一方面又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必须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基层政府迫于目标压力，对清洁取暖工作“一刀切”，违背因地制宜原则。

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家清洁取暖规划明确改造目标，基层政府也按照目标任务来完成，每年的进度和任务量非常明确，必须完成。但在这个前提下，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在项目执行和措施推进过程中，参照国家规划，平原地区基本推行“气代煤”、“电代煤”，可选择性很少，但由于各地区经济承受能力与能源禀赋不一，并不是所有地域都适宜推广这两种技术路线。

如今因生物质清洁供暖声名鹊起的信阳县，就曾“顶着压力”保供暖。“我们最初在做生物质清洁取暖时，北方地区正如火如荼地推广“煤改电、煤改气”，上级政府对于我们的技术路线并没有明确支持，可以说，我们是偷偷干的。”虽然该县生物质模式已得到国家有关部委及省市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认可，但谈起2017年试点生物质供暖时，该县副县长张新国坦言“压力山大”。

违背“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基层政府“吃力不讨好”

而基层政府迫于时间与目标压力，选取简单的“双替代”改造方式后，又要面临巨额补贴压力。在《规划》中，明确要求清洁取暖应坚持“企业为主、政府推动”的原则来推进，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主导、企业配合”，政府补贴成了清洁取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导致政府财力有限、负担不起。记者了解到，某县2018年财政收入为15亿，支出20亿，其中就有6亿用于清洁取暖补贴。

取暖设备的初始安装费用与设备后期运行费用是清洁取暖补贴的主要部分，随着清洁取暖改造范围的扩张，巨额初装补贴与大量运行补贴使政府有些“吃不消”。以北京“电代煤”为例，每户每年用电补贴1万千瓦时，每千瓦时补贴0.2元，如果按此补贴强度推广到所有北方地区，每年需要补贴2000亿～3000亿元，而这单单只是运行费用一项，还未将巨额初始设备投资包括在内。

更甚的是，政府之所以花巨额资金补贴初装和运行费用，是为了让农村居民用的起，但“双替代”后，居民似乎并不领情，仍觉采暖成本高，并且有些地区已经出现“返煤”现象。如若三年补贴到期后，还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那么居民极有可能弃用“双代”设备，大面积返煤，那样的话，政府这几年的巨额补贴将付之东流，只是买来了短期空气质量的提升。

基层政府清洁取暖工作应先试点、再推广

基层政府普遍反映压力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上级政府在下达目标时未做好可行性分析，而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怪圈：基层政府感觉时间紧、任务重，清洁取暖简单“双替代”，而“双替代”后又要面临巨额补贴压力，回过头来看看居民，好像对改造结果也没有太满意。

环境污染要求清洁取暖刻不容缓，但事关民生又急不得，上级政府在制定清洁取暖规划时，应找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做好可行性分析，再下达目标，避免基层政府因时间紧而盲目“一刀切”。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也有专家认为，在推进清洁取暖过程中，中央应把压力降一降，不要追得太急。

要为政府财政减压，就要找到最经济可行的改造方式，寻找“居民可承受”的取暖方式，而要做到此，就要坚持“因地制宜”，即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根据区域自身特点，科学评估，采取适宜的清洁供暖策略，因地制宜是原则，也是方法。

为此，各地应给基层政府探索最适宜当地清洁取暖改造技术路线的试点时间，只有在试点可行的情况下，才初具复制推广的基础。来自陕西省的某位基层县长也呼吁，农村清洁取暖应先试点、后推广，清洁取暖宁可走慢点，也不能把方向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