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人类文明的先决条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火的使用也代表了人类使用化学反应来适应环境，踏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一步。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
2020年12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发布会上，据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多轮驱动的能源稳定供应体系，全面推进能源节约，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根据我国统计局2022年10月8日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0.6%，比2012年提高5.7个百分点;同时中能传媒能源安全新战略研究院2022年7月公布的《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2)》显示，2020年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8.3%、72.6%和46.4%，综合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4.5%，两相对比，我国在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能源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高，由于油气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少数国家拥有全球较大份额的资源，垄断油气供应及价格话语权，导致能源价格易出现剧烈波动;同时，2022年9月发生的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也向世界警示了地缘政治变化对能源运输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现象频发，能源低碳转型的形势越来越紧迫。2015年通过、2016年11月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首次提出了全球温控达到1.5℃新目标;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巴黎协定》第一次全球盘点(GlobalStocktake，GST)在2021~2023年间进行，主要对“减缓”“适应”“执行和支持方式”三个方面的全球整体进展做出评估。2023年11月30日~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8届缔约方会议(COP28)将在阿联酋举行，此次大会也成为第一次全球盘点的关键节点，对后续工作的开展和调整提供指导与依据。而这些目标、时间节点，与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世界经济整体步入压力期的全球应对相叠加，如何既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又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能源转型，助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减排绿色发展，就成为摆在我国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早在2018年，时任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的王思强就在“第四届中国能源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我国能源领域已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但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相比、与引领能源革命的要求相比，我国能源技术创新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多措并举，破解能源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基础研究薄弱，氢能、燃料电池、碳排放等前沿技术和投入以及研究有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技术储备不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燃气轮机及高温材料、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等尖端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原创性成果不足，新能源、页岩气等新兴技术还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对创新的激励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
这一年是国家能源局成立十周年，也是王思强从参与组建国家能源办到组建国家能源局并在这里工作的第14个年头。四年后，他接棒同样有在国家能源局工作履历的前一任会长杨昆，出任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管理的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下称“中建电协”)会长;同年，他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创中国”投资联合体(下称“‘科创中国’投资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上被推选为联席理事长。
在2022年12月20日中电建协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王思强指出：中电建协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建造工程的占比和品质，助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而“科创中国”投资联合体的目标，则是创设战略科学家、技术经理人、天使投资人对话平台，发挥科学家专业判断力，梳理关键核心技术“卡点”“痛点”，对重大项目投资进行产业趋势和技术研判、优化投资方向、引导产业布局，达到科技、产业、资本协同发展，推动形成“科协先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督导”科创产业发展机制，推动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与生态，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环球财经》和王思强的对话，就从能源和科创这两个关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具关注度的议题谈起。
树立“大能源安全观”，跨越能源转型挑战
《环球财经》：能源安全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低碳转型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的健康生存，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请问作为“老能源人”，您认为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能源转型?
王思强：确保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保障能源有效供给、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变得尤为重要。“十四五”时期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能源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重点加强“三个能力、一个体系”建设。
第一个能力是提升能源战略安全保障能力。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升储备能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建立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等途径，多措并举增强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第二个能力是增强能源系统平稳运行能力。在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的前提下，发挥煤炭的主体能源作用，做好煤炭稳产稳供，加强产能和产品储备建设。研究完善供需平衡预警机制，化解电力、天然气等区域性、时段性供需矛盾，确保能源系统平稳有序运行;第三个能力是提高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以重大能源工程为依托，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加快在先进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的创新步伐。提升能源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加快能源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能源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一个体系”是指健全能源安全风险管控体系。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的能源应急管理制度，防范化解非传统安全风险，强化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从能源转型看，“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行业进入了关键发展阶段，一方面要进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高能源效率;另一方面，要平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保障能源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了国家推动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其中对能源产业进行了详细部署，重点要求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站在能源工作的新起点上，我国“能源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新型能源体系，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复苏，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我国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变。
《环球财经》：从现实看，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实现“双碳”目标，我们面临着哪些重大挑战?
王思强：能源是推进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推动能源行业从高碳向低碳转型，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以清洁能源为主转变，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30年需要达到25%左右，2060年需要达到80%，这给中国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带来了重大挑战。
挑战一，实现碳中和的难度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目前全球40多个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基本都是因产业和能源结构变化及城市化完成等而自然实现的，而中国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则是自我施压、主动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全球平均需53年，美国需46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平均超过70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更紧、减排幅度更大、任务更艰巨，自主减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挑战二，能源结构偏煤凸显减碳与保供矛盾。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虽有明显改善，但仍以煤炭为主。一方面，煤炭燃烧碳排放占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的79%，“减煤”成为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作为主体能源，煤炭仍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石。如果“减煤”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给能源供应安全带来冲击。2022年前三季度，全口径煤电发电量同比增长0.6%，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9.2%，煤电发电量占全口径总发电量的比超过50%，这表明，煤电仍是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的最主要电源。尽管煤炭占比下降较快，煤炭消费将在“十四五”期间达峰，但在2035年前仍将是中国第一大能源。碳中和目标下，既需要控煤减碳，又必须“托底保供”，能源安全保障与低碳发展协调难度显著增大。
挑战三，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差异推高政策风险。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国情较为复杂，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资源禀赋不均，碳中和起跑线不同。在推进低碳转型的进程中，如果应对措施不能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或将对当地经济发展、能源供应及社会民生等带来冲击。
挑战四，各种新型能源安全风险逐步显现。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规模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70%的光伏和40%的风电产能，是光伏和光热发电的最大市场，而在当前技术条件下，风电光伏的大规模并网会增加电力系统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提高系统成本和能源供应风险。同时，能源电力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迅速发展也使能源系统和设施面临的网络攻击风险增大。
《环球财经》：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您刚才也谈到，我们需要有新的能源安全观，请问能否具体阐述其内涵?
王思强：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多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寻优及动态平衡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能源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能源安全的保障难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现碳中和目标下更高质量的能源安全。
第一，树立“大能源安全观”。为应对碳中和进程中传统与新型能源安全相交织的挑战，需要“超越”能源看能源安全，积极倡导全方位、多层次和高水平的能源安全观。
一是注重新型能源安全。能源安全不等于油气安全，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关注石油安全，但现代能源安全风险不仅限于煤炭和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安全，还扩展到电力安全、能源网络安全和关键矿产安全等领域;二是强调综合和系统能源安全。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侧重供应安全，而现代的能源安全更注重能源体系的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特别是在考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时，需要超越个别能源种类以考虑整个能源系统的安全;三是统筹安全与发展。2021年下半年的全球“能源荒”表明能源安全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低碳发展与能源安全的平衡。能源安全的保障也需要考虑综合成本与代价，不能用绝对安全替代动态安全，更不能用战时能源安全思维处理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风险;四是以利益融合推动共同安全。俄乌冲突中的能源地缘博弈表明，相对于所谓的“能源独立”“脱钩”及“摆脱对外能源依赖”，从更长远的时间跨度和全方位的视野看，推进利益融合、相互依赖更能降低能源制裁和禁运等风险，增加反制能力和筹码，更好保障能源安全。
第二，稳妥推进低碳转型。实现碳中和既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各行各业协调共进;又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需要把握减排节奏和力度，避免或减少德国式激进能源转型引发的各种能源供应风险。
一是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先立后破，稳妥推进煤炭等化石能源的退出和存量“双高”项目的调整。纠正“运动式减碳”，避免“一刀切”式限电限产，在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步骤甚至是分地区推进双碳目标;二是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大力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大力推广节能提效，通过生产、贸易、运输及消费等环节控制能源消费总规模。完善节能减排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考核;三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对传统产业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发展高技术产业，完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十四五”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预计合计改造六亿千瓦，有序淘汰落后煤电。
第二，加快能源强国建设。提高国家能源综合实力，不仅是能源强国的重要内涵，也是经济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更是能源安全的重要依托。一是加强能源自主能力建设。加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重要能源基地和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大力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等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十四五”期间规划装机容量约4.55亿千瓦;二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终端用能电气化，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强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推动风光水火等多能互补，构建智慧协同、多能互补、多网融合的智慧能源系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11亿千瓦，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三是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增加能效提升、智能电网、高效安全储能、氢能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大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攻关力度，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提高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开发能力。
第三，加强多边国际能源合作。加大能源领域开放力度，推进国际能源贸易、投资与战略合作布局多元化：一是推进全球能源治理。积极参与传统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共同推动传统能源治理机制相关结构性改革，协商共建新的能源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体系;二是推进绿色能源与低碳转型国际合作。加快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共同探索新能源与新型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低碳产业的国际交流与合，完善相关贸易、投资和融资体系。
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深受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影响
《环球财经》：如您前面谈到的，目前全球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基本都是因产业和能源结构变化及城市化完成等而自然实现的，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自我施压、主动承诺，对此，我们的理解是，这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的背景下，以目标倒逼国内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型。您如何看待全球科学技术发展态势?
王思强：参考我的良师益友、中国科学院李静海院士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学科交叉融合大势所趋，创新驱动已成全球共识，化解全球重大挑战需要广泛合作。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将深受这一变革的影响。一是研究内容已由静态平均向动态结构过渡，由局部现象发展到系统行为;二是研究方法已由传统的定性分析逐步向定量预测转变，从单一学科不断发展为学科交叉，从数据处理延伸到人工智能，从单纯的模拟计算演变到虚拟仿真;三是研究范畴由知识区块拓展到知识体系，从传统理论延伸到复杂性科学，从追求细节发展到尺度关联，从多层次的分科知识演变到探索共性原理。
这些变化表明，传统的科学研究在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只有主动适应范式变革才能占据更多发展先机。新范式下除继续深入了解细节外，还必须进一步认识细节如何相互作用及其与整体行为的关系，并关注由此产生的复杂动态变化等。这是范式变革的要义之一，应引起各学科领域的充分重视。客观来讲，范式变革时期的机会对各国是均等的，无论是科技强国还是后发国家，都是站在同一新的起点，就看谁善于抢占先机。
《环球财经》：在科研发展路径上，您认为最值得重视的趋势是什么?
王思强：近年来，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一学科的理念、知识、方法、工具等已不足以破解那些重大的科学难题，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学科也会动态演变。基础研究重大成果的产出也大多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研究特征。以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为例：经粗略统计，1901~1920年获奖的成果中具有学科交叉研究特征的占比约为19%。21世纪以来，这一比例增至40%以上。特别是诺贝尔化学奖，2001年以来获奖成果约三分之二具有学科交叉特征。
加强学科交叉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促进跨界和学科交叉融合是各国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摆脱惯性、优化学科布局、促进交叉迫在眉睫，应引起高度重视。
突破“卡脖子”，关键在于加强基础研究
《环球财经》：当今世界国家的主要竞争，主要体现在科技竞争上。近年来，我国屡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在高精技术方面的“卡脖子”。作为长期在能源领域主持科技装备工作的领导，目前又担任“科创中国”投资联合体联席理事长，您认为我们屡遭“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王思强：“卡脖子”表面上主要表现为技术领域的困难，但实质上这些困难往往归结于技术瓶颈背后具体核心科学问题的制约。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专家都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说到底是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没有搞清楚。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做了很大的投入，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里是有历史原因的。
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产生革命性突破的基础之上的。看世界科技发展史，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引领科技革命，改变世界格局，其实力也会随之显著跃升。
16世纪以来共发生五次科技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一是以经典物理学体系等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发展，成就了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则由以量子力学、相对论、DNA双螺旋结构等重大理论创建为标志的科学变革引发。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第一次科学革命中力学等科学的进步，为以蒸汽机的发明及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英国正是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工业强国。其后，电磁波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推进了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德国和美国等正是抓住这次机遇先后成为新的工业强国。而第二次科学革命中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的突破和科学的整体进步，为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知识源，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抓住机遇获得持续发展，日本也抓住这次机遇成为工业强国。遗憾的是，我国与历史上的这几次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基础研究上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环球财经》：您认为我国目前在基础研究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王思强：李静海院士曾撰文《抓住机遇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里面谈到的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也是高度认同的：
一是投入持续增加，但多元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从2011年411.8亿元增至2018年1118亿元，年均增长15.34%，增速显著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国家。尽管如此，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然不足。年度投入虽仅次于美国，但与其(2017年为922.31亿美元)仍有较大差距。况且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仅从近20年累计投入看，我国与美国、日本的差距仍然较大。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据统计，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为5.69%，即使考虑统计口径不同的因素，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为15%上下)。
当前，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但社会甚至部分科研人员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够，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有的投入并未真正用于基础研究，这已成为我国的短板。以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为例：2017年，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该国基础研究总支出的比例为28.38%，而我国仅为2.97%;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企业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为6.59%，而我国仅为0.21%，差距十分明显。近年来，地方和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增强，如何集成各方资源解决共性问题，需要设计好多元投入机制，才有利于投入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我国的基础研究产出数量持续增长，但质量有待提高。
据统计，2017年我国发表论文32.39万篇，占世界总数的16.7%，居世界第二位。2008~2018年的10年段论文被引用总次数也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低影响力论文所占比例不小，我国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10次/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61次/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仍显著低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第一梯队国家，与印度等同处于第二梯队。这说明低影响力论文影响了整体水平。当然，引用并不能全面反映论文影响力，但无论如何，低影响力论文占比过高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作为科学后发国家，量的积累是必经过程，但现在到了重视提升质量的发展时期。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一批世界瞩目的成果，如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2015年屠呦呦5因发现青蒿素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本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但是，目前我国仍然是跟踪研究多，原创性和引领性研究少，冲击重大科学难题的勇气和能力不足，重大原创成果仅呈现出点的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明显较弱，基础研究产出质量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三是人才队伍规模宏大，但第一资源作用有待强化，科学领军人才仍然不足，对国际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也有待提高。
四是学科布局相对完整，但划分过细不利于交叉融合。目前我国共分13个学科门类，下设一级学科111个，二级学科375个。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三级学科有2382个。同样，从科学资助机构项目申请代码看，各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代码均少于500个，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2018年的三级申请代码有2111个。划分过细的申请代码不利于学科交叉，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但如何调整，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五是评价体系基本确立，但评价实践仍然有所偏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初步建立了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但具体评价实践中一定程度存在三个方面的偏离。(一)评价标准偏离科学本质，存在“一刀切”“重数量、轻质量”等现象;(二)评价过程偏离科学规范;(三)评价结果偏离科学属性，存在人才“标签化”以及与待遇过度挂钩等问题。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组织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不断推出发展战略，调整科技政策，增加科技投入。美国连续三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欧盟启动地平线欧洲计划;英国注重研究与创新的整体化设计，将基础研究到商业创新纳入统一资助框架;俄罗斯出台科技发展战略;日本强调以国际化视野推进基础研究，支持风险高、挑战大的研究，拓展多元投入;韩国提出到2022年基础研究预算翻番，注重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国际科技竞争的关口已经进一步前移到基础研究，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迫切的认识!
《环球财经》：您认为，当前基础研究的新趋势主要有哪些?
王思强：立足于前面所谈到的思考基础研究的时代内涵，我认为应该关注四个方面的趋势。
首先，既要包容认知的多样性，又要确保“基础研究”核心要义的一致性。其次，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的关系。基础研究已不仅仅是好奇心驱动，应用需求牵引也越来越明显。
再次，要关注基础研究对技术和工程的实质性支撑。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要突破核心科学问题。
最后，要注意融通创新的发展趋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近年来关于ABC原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和SED原则(科学、工程与设计的融合)的讨论越来越多，非线性互动、融通创新等理念也愈加得到重视。
《环球财经》：基于上述趋势，您认为当前应该如何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认识?
王思强：第一，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即“从0到1”。如：相对论促进形成了科学的时空观，对现代物理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且具有鲜明的引领性或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如：蓝光LED突破红、绿LED的局限，使白光照明成为一个大的产业，大大提升了电能利用的效率。
第三，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且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如：青蒿素的研发就是需求导向，其突破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第四，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科学原理，需要各学科合作共同予以突破。
《环球财经》：针对我国现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不足，您有何建议?
王思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这与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我认为，要切实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基础研究大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提升：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明确发展思路。这一点，从3月7日国务院公布的科技部改革方案可以明显看出。改革方案指出，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强化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此次对科技部的重组，表明了国家集中科技攻坚一批重点难点项目的决心。本轮机构改革后，可以看到，科技部的顶层设计职能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将进一步健全，也表明了我们突破“卡脖子”关键科研科技领域的决心。
二是持续深化改革，增强科学理性，抢抓发展机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领域改革的重要指示，充分利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和学科交叉融合的机遇，打破传统和惯性思维，与时俱进谋发展。
三是响应发展趋势，加强前瞻部署，大力鼓励原创。这不仅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带来的科学研究内容、方法和范畴的变化，明确应对范式变革的重大方向;还要主动响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的引导性策略，鼓励科学界摆脱惯性思维，打破学科界限，充分交叉融合以产生新思想;也要结合需求导向，强化原创突破的思维，防止泛泛而谈需求和挑战而未深入科学实质的倾向;更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建立追求卓越科学的制度和文化。
作为科技创新之源，基础研究关乎我国源头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决定着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进程。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和时代特征，理性客观地分析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充分自信地探索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3年04月刊 作者 | 林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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