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德国宣布进入能源革命2.0时代，标志着德国能源转型目标从"降低能源生产成本"正式转为"用户端优化"。其中，"智慧能源"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
在这条路上，电网、发电、用电与储存建设是四大基本支柱。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使电网体制适应用户端优化需求，以及如何建立风光电消纳机制成为两大主要困难。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能源革命的浪潮之巅，机遇与困难并存。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是毋庸置疑的能源转型先行者；而另一方面，我国在用户端的优化上并不成熟，对比德国尚存差距。
那么，中国想要在能源上继续发展，提高能源供给的灵活性，德国经验是否适合学习？德国能源市场体量与中国差异极大，要想将其经验引入中国，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未来，中国要想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克服什么困难？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利用？
5月25日晚，优也董事长&创始人傅源与担任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的陶光远先生以直播的方式，就《“碳”可再生能源，论德国能碳经验》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陶光远先生也是德国能源署驻中国的代表。
1.德国能源转型20年
优也董事长&创始人傅源：德国的能源转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中德在能碳领域的合作也开展了多年。所以光远老师，您能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德国能源转型的历史背景和转型历程吗？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2000年时德国正式开启能源转型，为此，成立了德国能源署。这个机构由德国政府和德国复兴开发银行共同成立，发展至今，共拥有400多名员工。任务可以说是"上管天，下管地"。
所谓"上管天"， 就是参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激励政策和各种活动等，而“下管地”，则是要组织推进参与示范项目，下到工地中，以工程师的身份推动具体的项目落地。德国能源署通过把这两部分工作结合起来，建立起一批示范工程，并从中观察相关技术在经济上的可行性，由此制定出与能源技术推广相关的国家政策，比如经济补贴。
德国为什么要成立能源署、推进能源转型？这实际涉及三方面原因。
首先就是能源的经济性。德国此前对石油与天然气较为依赖，但在1973年与1978年，世界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暴涨，用油的经济代价太高。
其次是能源供给的安全性，七十年代德国的石油安全受制于中东地区，后来天然气供应安全则受俄罗斯影响。比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就导致德国石油安全受到威胁，2018年的乌克兰危机，包括现在的俄乌战争，都对天然气安全影响很大。所以德国提出，一定要提高能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实际上就是为了摆脱在能源上受制于人的局面。
至于第三，则是为了保护环境，改善气候环境，降低碳排放。
傅源：在能源领域，能源经济性、安全性与清洁度三者是很难平衡的，这就构成所谓的"不可能三角"。比如现在俄乌战争期间，欧洲能源安全岌岌可危，那为了保证"安全性"，欧洲能源的价格势必要飙升，清洁度也很难继续保证。
陶光远：一般而言，能源的安全性与经济性往往密不可分，如果国家使用的能源很廉价，那就往往会被别的国家"卡脖子"。而由于早期可再生能源，风电、光电等，都比较贵，所以德国的能源转型首先发生在节能领域。从90年代开始，以史蒂芬∙科勒（Stephan Kohler）为代表的一批工程师开始专注于零碳科技，当时科勒先生比较典型的著作是《能源转型是可能的》，这本书受到了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后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的重视，对德国能源转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与节能增效这两个领域上的技术进步十分迅猛，这与德国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密切相关。为了培育人才，德国纽伦堡工商会的的罗伯特·施密特博士创立了欧洲能源管理师培训体系，由此培养出数万专业人士，后来，这些人进入德国各行各业从事能源转型工作，成为德国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傅源：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做创新，首先就要把大家的头脑武装起来。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德国能源署的一大功用，其实就是要培养大量相关技术人才？
陶光远：对，培养人才很重要。但是德国能源署并不负责具体的事情，它要做的是激励与辅助。实际上，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下，职业教育是由德国的地区工商会负责的。所以能源师培训也由各地区的工商会来主导。
再具体谈德国能源转型，2000年以后，德国提出的转型目标是很具体的，共包含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等12个领域的指标。德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对转型过程的精准预测。德国在2000年时做了一个规划，规划以碳达峰的1990年的碳排放为基准，在2050年前，德国的碳排放能减少80%，并在2020年中期评估时实现减排40%。结果到2020年底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评估结果真的是非常精准的40%。
傅源：德国在1990年就实现了"碳达峰"，到2030年计划实现减排65%，并希望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这样德国实现"碳中和"实际上要用半个多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减排目标也在不断变化，关于这种变化，您能做一些分享吗？
陶光远：这种进步首先得益于大量的科研投入，德国能源转型的"觉醒年代"是73年到90年，他们在这期间做了很多研究，而在90年到2000年，他们做了很多示范案例。所以德国人到2000年建立德国能源署时，实际上已工作了27年，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
德国在90年实现"碳达峰"后，又在节能之路上继续摸索。到2000年，德国比90年减碳10%，这时才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降碳40%，并追求到50年实现"碳中和"，随后德国技术继续进步，才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到了2045年。
德国节能，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与电动汽车几个方面。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被动房"。德国1990年建设了第一座"被动房"，并要求所有新建房能耗必须符合相关节能标准，公共机构的建筑能效证书需要贴在房子的大门口，成为一种"脸面"。
到2000年，德国就建成了"零碳建筑"示范案例，此时德国的零碳建筑可以依靠自己建筑的光伏和风能自主发电。通过与电网互补，德国建筑不仅能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甚至还能产生多余的电进行售卖，反哺电网。
当然，当时的"零碳建筑"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可在当时，从高耗能房到零碳建筑，德国其实只用了20年时间。
另一方面是可再生能源，德国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02年时只有8.6%，当时主要依靠水电和一些生物质发电，而到了2020上半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占比已经超过了50%，其中主要依靠风电与光伏发电，这两种能源在其中占比已高达42%。
默克尔在18年前说，德国风光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不能超过4%，但到去年她离职时，这一数字已超过了40%，这是很让人敬佩的，敬佩那些有远见的人。默克尔是因为"看见"，所以"知道"，而施罗德和他的团队是因为"知道"，所以"看见"。在中国，我们许多有远见的人也是同样如此。
2."智慧能源"的价值
傅源：到今年，德国光伏加风电，再加上水电与生物质，这种可再生能源占比已经达到了55%。而在中国，风电、光电的消纳与平衡本身就很有挑战性。比如光伏发电，就要求与储能设施同比建设，这样建设成本会很高，德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陶光远：德国也配备了许多储能设备，从2004年开始，德国工程师就开始攻克可再生能源波动性问题。德国的做法与中国不同，他们没有选择大量装蓄电池，因为这么做成本很高。
德国的解决办法是依靠用户，在需求端解决波动性问题。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极强，从 2020 年开始，德国部分时间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会超过总的用电需求。据此，德国做了预测分析，由上图所示，在2050年，在一年365天、8760个小时中，有近5000个小时电力是不够的，另外将近4000个小时电力是过剩的。
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风光电，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区别于化石能源发电，波动很厉害，其自身没有调节能力，所以我们才需要用技术手段去平衡能源产出与使用，这种技术就叫"智慧能源"，实际上就是多存少补，灵活调节。
这种"智慧能源"技术有发电、用电、电网、存储四个组成部分，首先是覆盖式的电网，比如上海日落比乌鲁木齐早，那当上海光伏发电停止运作时，乌鲁木齐还在正常发电，这就可以通过电网进行西电东送。还有一个就是消纳系统，既能发电、用电，又能存储，以前做到消纳补偿是靠抽水储能和化石能源发电，但抽水蓄能无法满足大规模能源需要，化石能源以后就不能用了，所以还是要凭借"智慧能源"。
"智慧能源"实际就是将原本的"发电端调节"转变为"用电端调节"，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技术就是能源技术与IT技术的结合，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将能源知识转变成可使用的系统软件的过程。
傅源：是的，这实际上也是优也的初衷。优也同时拥有能源、软件、算法等背景，具备云、大、物、区、智全技术，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这些技术，将能源专家在节能、综合调配等方面的知识沉淀成软件与计算平台，比如我们的优也吉光源，就是做工业互联网的，由此我们服务于钢铁、有色水泥等基础工业产业，帮助他们降碳节能。
这个过程中，算力与软件架构支撑最为重要，这就需要大量的工业专家进行服务。优也拥有很多的专家，通过将他们的技术沉淀，优也就能提供"数字南山"等实时计算与导航服务。所以"智慧能源"在我看来更多是综合能源计算，以此实现不同条件下的能效最优解。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与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波动性与不稳定的能源介质都会加入，这时，进行多元平衡，进行有智慧的调度调节就变得十分关键。赋能这一领域，实际上就是优也的愿景。
陶光远：非常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趋势。在这里我为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德国的啤酒比较好喝，首先是因为德国啤酒的发酵时间更长，其中冷藏发酵需要45天，所以储存啤酒量很大。德国现在正在冷藏发酵的啤酒大概有150万立方米，这些啤酒都需要低温发酵，温度保持在-2~-1℃，因而就需要靠制冷机来将发酵产生的热量中和掉。这时，德国的能源调节技术就应用上了，当风光电充足的时候，制冷机主要靠风电与光电运作，将啤酒温度降到-2℃，而到了晚上6-9点用电高潮期，制冷机就停止工作，允许啤酒温度上升到-1℃。
这种方式储能基本上是零成本，在酿造啤酒的过程中全德国150万吨啤酒通过这1℃温差的储冷，相当于50万千瓦时的蓄电池容量，这么大的电池容量，核算下来要5亿人民币，这种成本是很高昂的。
傅源：是的，"能源智慧"在这里实现了能源消纳。中国生产了全球56%的钢、60%的水泥以及30%多的化肥，是全球最大的基础工业国，在这个过程中，工厂本身就会产生热能。原本工厂的做法是无法消纳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只能"弃风弃光"，但现在，凭借"智慧能源"，我们可以做到完全消纳，这就能帮助企业减少储能投资，实现降碳，也不用再烧煤，皆大欢喜。
所以中国如何把高耗能产业的污染降下去？首先要变被动为主动，将工厂都划入一个巨大的消纳池内，建立开放性契约，进行区域性能源调度，这样可再生能源消纳才会产生质的飞跃，这对我们这种工业大国而言十分重要。
陶光远：您说得很对，这些设想的实现，首先需要体制。在德国，这一体制由电价支撑，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够完善。比如在北京的冬季供暖，目前还依靠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电供热，需要燃烧天然气，但实际上，北京附近的内蒙古与张家口，在冬季的风电产能是很庞大的，几乎每天后半夜都有大量的过剩风电，完全能做到为北京供电供热。但这种理想情况并未实现，北京实际是"弃风弃光"，并没有充分利用内蒙与张家口的风电资源，这就是"电价"体制不成熟导致的。
在北京，如果天然气发电时间太短，北京的发电公司就要亏损，所以就不愿使用风电，造成资源浪费，最后的结果是推高了北京的电价。尽管天然气发的电比风电贵得多，北京就是不用。于是也造成了北京市冬季宁可用昂贵的天然气发电而不用张家口的风电，让风电弃电。
再看建筑节能，建筑能耗占德国总能耗的三分之一，所以在德国，建筑不仅要节能，现在还要能消纳波动的风光电，这主要靠制冷和取暖来实现。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德国欧瑞府零碳能源园区。
欧瑞府目前有70%左右的使用能源是风光电，30%是沼气发电，不依靠国家补贴，仅靠自己就实现了零碳。这个园区解决了风光电的消纳补偿问题。
零碳园区有什么重要，但没什么更重要。首先，现在的零碳园区不能使用外部提供的集中供热，其次，不能主要依靠天然气供热，这两个东西一定不能有。
在用电上，首先依靠风光电，风光电不充足时就动用储能，储能也消耗光了，就利用沼气供电供热。德国的沼气利用率是远高于中国的，德国人预测，如果沼气利用充分，德国再发展五到十年，就完全可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傅源：我们看德国电力市场的电价机制，最低的时候是负0.43元人民币每千瓦时，这对于用能大户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有利于风光电的普及。
陶光远：是的，负0.43元人民币每千瓦时的价格，去除企业交给电网的输变电费用，基本相当于零电价。但这也需要企业做好能源规划，在产电高峰期多去使用能源，在低谷时减少能耗，按照电价波动来调整用电需求，这就需要"智慧能源"系统。
傅源：在中国，电价的实时统计频次没有德国那么高，德国可以精确到分钟，另一方面也无法选择能源调取地点，地点选择权在电网手中，用户似乎不能直选。
陶光远：这在IT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更需要的是体制变革。
能源转型有四个革命，第一个是消费革命，节能优先；第二革命是生产革命，用零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中国主要是核能与风光水电等能源，德国则不发展核能；第三是技术革命，这一点中国做的很好，风电光伏技术先进，蓄电池更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最后一个是体制革命，这一点中国还要再完善。
再看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现状，德国海上风电资源较好，目前正在实验农业光伏，德国发现，如果农田光伏安装的不密集，实际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小。
德国最开始预测，农业光伏大概只会降低5%-10%的农业产能。但2018年，德国经实验发现，在农田安装光伏后，农业产量不降反增。这是因为当年比较干旱，光伏板遮挡使得水分蒸发减少，所以农业产量有所增加。
德国年降雨量是600多毫米，中国北京是500毫米左右，所以对于中国大片干旱地区而言，这个经验很有借鉴意义，可以与大棚结合起来。我建议在这个领域加强中德合作。
另外，德国在2013年提出要进入能源转型2.0时代，并于2020年实现这种转型。所谓1.0时代，主要目标是提高能效，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现成本，这一点中国做的很好，光伏发电很便宜。那么2.0时代，转型重点就变成风光电的补偿与消纳，就是用"智慧能源"来协调需求端。在这一点上，由于德国准备得充分，因此现在做得很好，做到了多种能源和能耗的综合互补，形成了平衡。
3. 中国如何借鉴德国经验?
陶光远：在西方，与中国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最像的就是德国，尤其是自然禀赋，都是富煤缺油少气，重工业发达，且比重很高。所以中国在能源转型这条路上，一直都是以德为师。中国实践也发展得很早，80年代国家经委就成立了节能办，90年代开始在青海、新疆等缺电地区实施光伏发电，中国著名的光伏专家王斯成教授当时就参与了这些项目。
再后来，2000年以后，中国实施金太阳工程，之前德国建设了十万个光伏屋顶，中国则紧随其后建设了光伏产业，在这方面，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比德国还要便宜，这很了不起。
德国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则是在2060年，德国用了55年，中国要用30年。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目标不仅能实现，而且能提前实现，我估计到2050年我们就能实现。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风电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水电、动力电池生产国，更是世界第一大"被动房"建造国。
到2025年，中国预计在全部国土上可实现风光电价低于燃煤并网电价，连四川、重庆、贵州这些光能自然条件最差的地方，也能使用到便宜的光伏电。
在2017年，中国生产了8000万千瓦的光伏，其中自己使用5000万千瓦，卖出3000万千瓦，去年中国生产了1.8亿千瓦，其中自己使用5000万千瓦，但卖给全世界1.3亿千瓦。实际上，中国的光伏产能这些年翻了一倍还多，但依旧满足不了世界对光伏发电设备的需求。预计到2023年，我们能比2021年再翻一倍，到2025年，能做到比2021年翻两番，这个时候产能才基本满足需求，光伏的售价才会大幅下降。
但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需要面对德国当时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波动风光电的补偿与消纳。
傅源：是的，中国在201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个大的光伏浪潮，导致产能很快过剩，这时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光伏企业，但也很快的没落。现在，新一波浪潮到来，中国会新建许多光伏厂，那么原材料问题，比如硅的供应，会不会限制光伏发展？
陶光远：这里有一个概念叫"阶跃"，就是当大家意识到光伏电要比煤电更便宜以后，光伏电的需求就大量涌现，产生阶跃突变。这种需求从全球一亿千瓦级升到十亿千瓦级，势必会造成硅材料短缺，因为硅料厂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需要18个月，这就会造成硅原料价格在短期内上涨。
预计到2025年，硅价可以重新回落到每吨三万块甚至以下，这里中国的市场份额是很高的，全球十亿千瓦市场，中国可独占八亿。这一市场份额很难再提升了，因为再提升就会威胁到别国的光伏供应安全。
傅源：中国光伏的进步确实很大，2010年时，光伏的制造成本大概是每千瓦时1美元以上，到了2014年，技术发生变革，造价就降到了每千瓦时0.2美元，至于现在，中国光电每千瓦时成本只有两毛多，这种突破性的经济效益必然会带来光伏的推广。
包括硅厂，我们曾有一个化工集团客户，在09年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他投资硅晶体领域，但是到了14年，硅需求还没爆发，集团投资亏的一塌糊涂，当时大家也是会有疑惑。但这属于长线投资，短期肯定是会低迷，未来再看，发展一定是个长期趋势。
陶光远：是的，所以做事情要"踩点"。我们再说中国的建筑节能，中国很出色，最早是秦皇岛的“在水一方”，后来是哈尔滨的"溪树庭院"，还有中国第一座"被动房"公建，是河北建研院在石家庄被动房项目。当时河北的项目就是河北建研院与德国能源署合作，共同制定了河北的被动房标准。后来河北建研院与中国建研院共同制定了中国的被动房国家标准。
当时这个项目实现的能耗很低，年采暖能耗只有4千瓦时，节能95%，这个非常厉害，主要归功于中国冬季太阳能充足。
所以德国被动房起步比中国早18年，但到了今天，中国还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被动房建造国，这也是个很大的奇迹。这要特别感谢我国能源的先驱者，包括时任科技部秘书长石定寰、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还有当时科委的领导人等等，当然还有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
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晚，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每次工业技术革命——蒸汽机、电力、电子、计算机等革命，中国都走在其他国家后边，但经过40多年的努力，在这次的能源革命上，我们做到了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这很值得骄傲，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解决"智慧能源"问题。
傅源：您刚才说，德国的能源结构与中国很像，但德国体量比中国小很多，能源的区域分布有很大区别，这样中国能完全借鉴德国经验吗？
陶光远：其实，国家越小，能源转型越困难。我特佩服的是丹麦，弹丸之国，在能源转型上居然也能走到世界前列。大的国家实现能源转型是更容易的，因为我们面积更广，各个区域能源之间可以互相协调，比如我国西北地区，风光资源充足，沿海地区则是风电，西南是水电，我们高耗能的产业完全可以迁移到能源充足的地区，这是我们的优势。
傅源：现在，我国灵活性调节电源装机比例不足6%，总体实施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小，这方面德国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吗？
陶光远：我以德国欧瑞府项目为例，它的调节很简单。德国电价每十五分钟变一次，用户可以提前一天知道变化情况，这样用户可以根据电价变化提前制定用能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依赖的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电网定价。
接下来谈一下建造碳中和能源供应系统的方法。实际上，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并不高，像电动汽车领域，其实是中国拉动全球，而并非是特斯拉。目前全世界超过80%的光伏产自中国，超过50%的风机与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产自中国，这些方面中国都是第一梯队。
中国的进步还体现在与德国的合作上。德国能源署从2004年开始与中国合作，到2011年，中国项目占德国能源署总销售额的不到1%，而到今年，中国项目占总销售额比例已经高达8%。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很多技术都转移到了中国，比如河北治霾工程就是典型案例，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河北"被动房"建设项目，我们为之提供了包括散煤燃烧、可凝结颗粒物处理等一系列方案。
4.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将如何发展？
傅源：德国转型之路发展很快，它宣布要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提高到80%。这种快速转型会有什么风险吗？到了203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又能达到什么程度？
陶光远：德国现在每年风光电的占比增速都保持在4%-5%，并且以后还会增加。德国目前可再生能源占比已经超过了50%，按照这个情况计算，德国在2030年将电力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80%完全可行。目前，德国与"智慧能源"有关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落地建设了，这是时间问题。
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的光伏产能还没有完全提升上去，如果有充足的产能，那中国每年能装两亿千瓦的光伏，而风能大概是五千瓦到一亿千瓦之间。
所以中国提出在2030年将风光电提升到十二亿千瓦，我认为完全可行，这个数字甚至还很保守，我个人认为将远超二十亿千瓦。
傅源：会这么激进吗？
陶光远：保守估计，从2025年开始算，一年装三亿千瓦，2025年中国的风光电就能达到7-8亿千瓦，再发展5年，总量就能达到22亿到25亿千瓦，这就是2030年时中国能达到的水平，所以我保守估计是超过20个亿。
傅源：从占比上看能超过一半吗？
陶光远：这要看发电量和中国的电力需求增长，到时候，风能等清洁能源大概会占总电力需求的20%多，因为中国电力需求未来会有很大增长。由于电动汽车与氢能的发展，未来中国有一大批耗油领域会转型，估计到2060年，中国电力需求应该会达到二十万亿千瓦时。所以中国真正的可再生能源爆发是从2025年开始。
傅源：是的，尤其是中国的电气化进程还在继续。
陶光远：可以这么说，只要体制放开，那中国在2025年以后就没有障碍了，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光伏价格与盈利也会趋于正常，不会像现在这么暴利。
傅源：储能容量和发电容量之间的匹配值是怎么定的？二者之间是什么逻辑？
陶光远：我们之前讲"智慧能源"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电网、发电、用电与储存，储能在其中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思维要转变，不能只想着依靠抽水储能和电池储能，这些都是小众的技术路径，成本很高。我们要依靠用户实现储能，这是大众技术。
首先第一大用户就是工业用户与建筑用户，储冷储热都可以，未必需要储电。第二就是交通运输用户，一个是靠电能，一个是靠氢能，都是利用波动的风光电。同时氢能还能用于季节性补偿发电，尤其是冬季，可以进行热电联供。
此外就是冶金，未来将用氢能炼钢，焦炭会在2040年左右开始退出钢铁领域，有些先锋企业在2030年就会开始退出，比如德国，现在就已经开始退出了。最后一个就是重化工，虽然之后重化工还会继续用石油和煤炭，但会开始用塑料等化工产品进行碳固化，通过加氢，将碳固化在甲醇等产品里，以此减少排放。
以上所有的发展，都需要用到过剩的风光电，所以思路不能只局限于用电池储能，要多学习别人更先进的方法，有的技术我们自己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傅源：其实国家的发展需要过程，在能源领域，经济性、安全性、可持续发展永远是一个矛盾的三角，如何做好平衡，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这不仅对中国而言是个挑战，对欧洲、对世界而言也都是共同的困难。这是一个持续学习持续发展的过程，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END·
优也六周年嘉年华"科技创新-零碳未来"第二场-"'碳'论德国能碳经验"，绿色.科技.创新，很多干货案例，打开视野放眼全球。感谢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博士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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