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节能楼，付林和研究团队共用一间大办公室，他不在的699天里，“工位”一直保留着。（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15日《南方周末》）
来自清华的支持，成了付林案中的一抹暖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是处理得不好，对所有老师、对整个学术界都有很坏的影响。大家都写写论文就完了，不敢成果转化了。”
付林和学生吃饭一般不喝酒，但那天，他喝了三两白酒，吹嘘自己现在的泡面水平无人能及。“他说在里面经常吃泡面，泡出诀窍了，讲泡面讲了十分钟。”
这大半年来，他唯一看完的电视剧是《人民的名义》，“那里面的检察官挺好的，我也信”。
亲耳听到检察官宣读对其不起诉决定书那一刻，付林失控了。
这天是2018年10月18日。8个月前的2月14日，腊月二十九，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在被羁押699天后获得取保候审，回到清华园的家中。休息了一整天，把这两年熬白的头发染黑，大年初一，付林才和妻子曲燕坐高铁回山东老家。“过年了，别让他们（父母）看我挺落魄的，影响心情。”
人回得突然，老家亲朋现买了一挂鞭炮，炸得劈啪作响，去晦气。除此以外，这个年过得很安静。
取保候审的大半年都过得很安静。付林坚称自己无罪，也相信法律会认定他无罪。“心态好得简直不可思议”，为丈夫奔走两年的曲燕说她忍不住地要抱怨，可付林一点不抱怨。
海淀区检察院于2017年5月以贪污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起诉付林，当时他已被羁押一年有余。2018年9月20日，海淀检方要求撤回对付林的起诉，海淀法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检方撤诉后，付林接受了三四家媒体采访，包括清华大学校内发行刊物《清新时报》。
“付老师比我想象中高很多，也平静很多。”《清新时报》记者、清华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黄思南原本设想，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遭受完这一切，内心难免愤懑不平。但她在9月26日见到的付林很温和，言谈中仍热切希望自己做的科学研究对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我就觉得，哇，他真是很像上世纪的人，像我爷爷奶奶那辈的人。”
然而，这份不起诉决定让付林动摇了。
他想要“绝对的清白”
不起诉决定书上，贪污罪没了，但挪用公款罪还在。检方认为，付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条件，鉴于其对该行为性质有一定认识，并于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挪用款项，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决定对付林不起诉。
付林听不下去。
“18日之前，我还满怀信心，想尽快把这两年耽误的工作追回来。我觉得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啊，之前可能是他们弄错了吧。但接到这个（不起诉决定）特别愤怒，要真认为我有问题，干吗要撤诉？我宁愿法院判！”10月23日，清华大学旧土木工程系馆二楼的会客室里，付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眼前的付林短发花白，两颊瘦削，比起清华大学官网上一头黑发、白皙微胖的照片，他瘦出了山东男性典型的国字脸。一公里外的节能楼，付林和研究团队共用一间大办公室，他不在的699天里，“工位”一直保留着。
会客室门关不严实，走廊里人来人往，偶有学生推门进来泡杯咖啡。付林毫不避讳，说话时嗓门洪亮，谈到激动处略微结巴：“不能算了，我我我绝对算不了，我要有知识分子的骨气！”
检方撤诉后，付林在法律意义上是无罪的。
“与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有关的刑法问题，目前处于极端无序的状态之中。”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孙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若不撤诉，付林案原本给法院提供了一个澄清法律疑难的机会。
孙远介绍，中国司法实践中，检方一般会在法院同意撤诉后补作不起诉决定。检方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三种情形，前两种属于“依法不应当起诉”；而酌定不起诉又称“微罪不诉”，即检方对其认为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者可以不起诉。
付林获得的是酌定不起诉。但孙远注意到，不起诉决定书中，检方认定付林挪用的金额达数百万元，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也有清华大学法务人员劝他，“老百姓认为你没问题，同事们都理解你，这就够了”。但付林觉得不够，在他看来，“微罪不诉”是“往身上泼了盆脏水”。他要“绝对的清白”。
申诉须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10月24日是最后期限。
24日，忙完已是下午四点，付林拉着妻子曲燕，开车去海淀区检察院。检察院检务大厅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付林挤到办事窗口前，发现自己只带了申诉书，没带不起诉决定书。工作人员劝他明天拿齐材料再来，承诺明天还可以申诉。最后，曲燕在外头找了家打印店，打印了扫描件。
夫妻俩总算赶在24日下班前完成了申诉。
截至发稿日止，海淀区检察院未回复南方周末记者就付林案酌定不起诉提出的采访申请。
“不开公司，技术就夭折了”
付林被羁押时，有媒体报道该案引用了一句评价：“他就像个小娃娃抱着大金砖走在路上，自己还不知道危险。”
重获自由之后，付林仔细看了所有对他的报道。这一句，他觉得贴切。
付林的导师、供热领域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则向南方周末记者勾勒了付林近十年的科研历程，以及当他行走在转化科技成果的道路上时，“大金砖”从何而来，“危险”潜伏何处。
付林本科和硕士阶段就读于山东工业大学，专业是电厂热能动力工程。199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热能工程通风与空气调节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热能系教授江亿。2000年左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组建建筑技术科学系，江亿担任系主任；付林成为该院博士后，2002年任建筑学院讲师。
“他对发电厂里头‘热’的事儿比我清楚，跨专业是他最大的优势。”江亿说。
2008年春节，付林提出了一个“和他以往（科研）路数完全不同的方案”。
在北方集中供暖地区，为保证远距离传热，热电厂往往要将供热站的水温加到100℃，水循环到城市各处热力站后，通过换热，热力进入二级管网，降到五六十度的水循环回热电厂。付林提出，在热力站增加一个名为“吸收式换热器”的设备，能将100℃的水降到20℃再返回热电厂，使热电厂向城市热网提供的热量提高约40%。
“这个概念更新了传统的热交换器概念，能给集中供热这个行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江亿唯一担心的是，想法虽好，但得把“吸收式换热器”这种设备做出来，才能得到认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设备呢”。
付林却说，“我正找人做这个设备”。江亿一愣，想着没有几百万做不出来，钱从哪儿来？原来，付林团队2007年申请的“电厂余热再利用”课题获得了北京市科委的科研经费资助，这笔钱，付林拿来做设备了。“这和申请立项时预算里写的是两码事，但比原来的意思大多了。”
北京市科委的课题经费够做2台设备，而新的技术路线需研发7台。江亿于是向他的老朋友、时任赤峰富龙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森介绍了付林的技术。景树森很感兴趣，表示愿意资助付林团队完成研发。
除了清华和提供研发资金的赤峰富龙，课题还涉及几个单位：付林任所长的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改制而来）能源所（下称“能源所”）、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环能瑞通”）、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清泰盟”）。
赤峰富龙并非立项时的课题单位，资助的研发费用不能直接打入清华大学账户。2008年8月，其向环能瑞通支付了380万元。在经过审计的该课题验收报告上，这380万元被明确列为环能瑞通的自筹课题经费。
但在双方的合同上，款项用途是：赤峰富龙向环能瑞通购买5台设备，共420万元（最终支付金额是380万元）。经办人员称是为了方便走账编的名目：赤峰富龙是国企，国有资本转移实行有偿转让，需签订实际的买卖合同。这为后来检方指控的贪污罪名埋下了伏笔。
环能瑞通成立于2006年，股东是付林的岳父、岳母。
为什么要自己成立公司？付林解释，要将想法变成能应用的技术，必须与企业合作；而在想法诞生之初，根本没有企业愿意搭理，“找各种资本都不行，没影的事，都不愿承担风险”。
付林从技术相关行业挖来人才，共同研发。但清华用人指标稀缺，没法留人。能源所和环能瑞通同时也是留人的平台，对外承接一些城市能源咨询项目，给挖来的人才发工资。
“有人说，你不干公司不就没事了。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顺利把科研成果转化了，我绝对不干公司，但没有，”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这么干，这个技术就夭折了。”
几个月后，2009年3月，“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试验工程鉴定会在赤峰召开，供热行业群贤毕至，“大家来看了个热闹，都希望这技术哪天应用在真工程上”。
“不设防”
第二年，到了山西大同，技术真的能应用在真工程上了。
2010年，占地600万平米的同煤集团棚户区改造建成，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承诺冬季供暖。7、8月份，包括付林在内的一批专家被请去出主意。
“（大同）城市热网已经饱和，时间也紧，大家都没什么好招。”付林提出自己有个技术，可以从热电厂挖掘余热，之前在赤峰试点过，效果值得推广，但也坦承没有工程应用的先例。
耿彦波问要投入多少钱，付林一开始估计，需要2亿。耿彦波说，行，就这么干吧。调研了半个月，付林又告诉耿彦波，用不了2亿，9000万就能干下来。
付林团队的核心成员张世刚记得，当时团队里大多数人反对接下大同项目，“担心压力太大”。不同于赤峰试点，大同项目工程体量大，又涉及民生，且因为是新技术，甲方为规避风险，采用先借钱，工程投运成功再签合同的方式，“如果做不成，还不上钱，你可是要坐牢的”。
但这是新技术落地的最佳机会，付林在团队和公司里有绝对话语权，就把这事干下去了。
付林向耿彦波表态，不成功不理发。到了2011年1月，冬天到了，付林长发披肩，“像个摇滚青年”，事也做成了。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被改造小区的供热面积增加了50%。
大同项目为付林带来了名声和机会，也带来风险，而此时他一无所知。“那时候我们和企业打交道不设防，觉得自己坦荡荡，怎么会有事呢？”
恰恰是“不设防”绊倒了他。
早期为研发“吸收式换热器”设备，付林与有设备生产能力的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接触过。大同项目成功后，江苏双良的子公司——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主动联系付林，称其承接了山西八个电厂的改造工程，希望付林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签下了三方协议。华清泰盟于2010年8月注册，法定代表人是付林的妻子曲燕，原因是环能瑞通此前管理混乱，大同项目需要一个干净的平台来运作，环能瑞通的人员、资源均平移了过来。
项目最终没做成，但在前期可行性研究及设计中产生了山西双良需支付的600万元预付款。付林考虑到项目不确定性较大，还需与其他设计单位合作，且核心技术在华清泰盟，于是让山西双良把600万元打给华清泰盟。
2015年接替付林任清华规划院能源所所长的边兵，当时是华清泰盟负责该项目的具体承办人。边兵介绍，华清泰盟收到600万预付款后，有161万支付给了其他设计单位，剩余439万除缴税外，分批支付给了能源所。
正是这439万，被检方认定为挪用了原应支付给能源所的“公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等5名学者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认为，600万元款项进入华清泰盟公司账户后，付林并没有将之用于营利活动或划至个人账户，不存在挪用问题。且从客观而言，清华规划院并没受到任何损失，其在向清华大学纪委汇报时也表示，前述操作符合规划院工作流程，未损害规划院的任何利益。
“推倒华北燃煤锅炉”
2012年4月的某一天，付林在清华园向唐道轲描绘了一整个下午技术的前景，越聊越兴奋。
在珠海格力电器技术部工作了十年的唐道轲，当时为了考博士，专程到清华和付林见面，“主要想看看三观是不是一致，对技术是不是有追求”。
唐道轲在2013年成为付林的博士研究生。也是那一年，“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他的梦想，简单讲就是把华北燃煤锅炉全部推倒，方法是将华北电厂、工厂的废热变废为宝，利用工业余热供热，再实现大范围供热联网，他说如果这个想法实现，他就能退休了。”唐道轲说。
太原成为梦想落地之处。
2013年初，耿彦波履新太原市长。正月初八，他去电厂视察工作，说希望太原能上马燃气电厂，以解决燃煤带来的城市重污染。
听到消息，付林立马给耿彦波打了个电话。
“我很少给他打电话。那次我说，耿市长你千万不能这么搞，一是燃气成本你受不了，再一个有能源保障问题，中国将来是缺气的。他说，那你有什么好招啊，你赶紧过来，我们商量一下。”
山西产煤，有很多坑口电厂。付林在距离太原市区40公里的山上发现了一座古交电厂，用其技术，能解决太原一半的供热。加上当地几个电厂、钢厂也有余热可挖，不需新建燃气电厂，利用已有热源的余热即可。
但工程异常庞大。古交和太原之间隔着大山，要打通15公里长的隧道；隔着汾水，要七渡汾水、建七座桥。“光管道资金就四十多亿。”江亿说。
工程做了三年，到2016年下半年才开始调试——那时付林已在看守所里。当年11月，律师会见付林时带来两个好消息，一是付林团队研发的“全热回收的烟气余热回收技术”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二是太原项目调试成功了。
“当时我觉得，哎呀，值了，做了这么个事。但想想自己落得这么个下场，又挺悲哀的。”
付林一度相信，自己要被判无期。“倒不是真觉得自己犯罪了”，他算过，如果被判无期以后争取减刑，服刑15年可以出狱，那时还能陪陪家人，“也就忍了”。
多名了解太原项目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太原，付林和山西双良再次相遇，且发生了矛盾。
据财新报道，2014年，江苏省江阴市公安局和清华大学纪委均接到关于付林的举报，经调查均未发现违法违纪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电话联系山西双良，未获回应。
2018年1月10日，太原，民众身着厚冬装从热力管道窨井散发出的水蒸气中穿行。2016年投入运行的太原-古交供热工程，是国内首例长输供热项目工程，是付林的技术在太原的落地。（视觉中国/图）
特别在意清华的看法
2017年5月，海淀区检察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两项罪名起诉付林。
贪污罪指，检方查明，付林将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拨款327万元人民币委托加工的7台课题试验样机中的5台，以其个人控制的环能瑞通的名义，出售给课题试验单位赤峰富龙，使环能瑞通获利380万元；案发前，环能瑞通以设备回收为名向清华大学退还105万，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
“（检方）说付老师贪污了清华和北京科委的经费，清华和北京科委都说没有，课题经费发了，不就是让你用的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介绍，由国家机构立项的纵向课题经费应花在课题上，如有结余，国家再收回。“何况付林为课题自筹了上千万费用，最终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他让国家损失了什么？”
付林与清华大学的聘用合同在2017年1月31日到期，双方签订了延期协议。
“我作为院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是处理得不好，对所有老师、对整个学术界都有很坏的影响。大家都写写论文就完了，不敢成果转化了。”朱颖心称。
来自清华的支持，成了付林案中的一抹暖色，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涉及类似问题惹上官非的科学家中，付林是幸运者。
2016年7月，最高检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在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区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等。
案子进入法院后，曲燕为付林更换了一次代理律师，新代理律师王兴在2017年6月第一次会见付林。
“他说我对物质上没什么追求，我收入挺好的。”王兴心想，现在的科学家收入应该是挺高的，就问付林一年能挣多少钱。“他说，二十多万啊。我一听有点惊讶，哦，他对物质上确实没什么要求。”
王兴观察，付林不太在乎钱，但特别在意清华的教职。“他特担心清华对他的看法，特想和学校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我不是贪污犯，我对得起清华教授的身份。”他建议付林给清华大学写个材料。
付林从海淀看守所写给清华大学校长、书记的信，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他在信中希望，清华大学作为他的“娘家”，关注他的案子，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主动面对舆论。
“请领导相信：我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清华人。”
丢失了人生的答案
在山东老家过完年回到北京，付林先请他的研究生们吃了一顿饭。
他和学生吃饭一般不喝酒，但唐道轲记得，付林那天喝了三两白酒，讲他在看守所如何苦中作乐，吹嘘自己现在的泡面水平无人能及。“他说在里面经常吃泡面，泡出诀窍了，讲泡面讲了十分钟。他想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在里面没吃苦。”
想来探望的朋友很多。边兵想了个办法，以能源所的名义举办了一个科研成果研讨会，邀请大家来参加，同时将这两年来的科研进度和成果向付林作汇报。
2018年3月27日，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办“清洁供暖公开论坛”，付林被取保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与往年论坛相比，这次参会人员多了不少，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加座两排，走道上也站满了人。
那天付林做了公开发言，只谈技术，江亿觉得“没以前讲得利索”。学界、业界朋友单独来询问近况，付林总是回答：“还好，还好。”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在会后提出的采访邀约则遭到了婉拒。
7个月后再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付林时而愤怒，时而又充满感激。这大半年来，他唯一看完的电视剧是《人民的名义》，“那里面的检察官挺好的，我也信”。
“他变瘦了，心态豁达了，反而比以前更关心研究所、系里的事。”朱颖心说，付林以前埋头科研，公共事务参与得少，学院开会讨论发展问题，他忙起来就很少参加，参加时发言也不多。“现在发言了，还有很多见解，对国家大事方面想得会更多。”
海淀区检察院撤诉前，两次找付林沟通，朱颖心还陪着去了一次，“学校担心人一去又给扣起来，所以让院里一定有人陪着”。不光陪着，她还和检察官理论：“这事处理不好，对国家引进人才有破坏性影响。”
这位清华科学家的699天牢狱提醒着其他学者“看不见的风险”，又让人暗暗盼望它能对现行科研经费制度改变些什么。
付林快过50岁生日了，他的生日愿望寄托在申诉上。如果申诉没有结果怎么办？“我没想好，真的没想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付林丢失了人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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